除此之外，还有很多书丹的实物遗存。20世纪30年代，在吐鲁番盆地的高昌地区发现了一百多方砖墓志，其中大部分都是朱文书写，尚未镌刻，《王阇桂墓志》就是其中的一方，上面的朱色字迹清晰可见。

《王阇桂墓表》砖，朱笔，纵35.3×横36×厚3.7厘米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。 高昌延寿十三年（唐贞观十年，636年），朱书六行五十四字。

【释文】延寿十三年丙申岁二月朔辛酉四日薪除甲子，交河郡民镇西府兵将王阇桂遇患殒丧，春秋七十有二，以虬车灵殡葬于墓。王氏之墓表

二、幕勒

上石的另一种方法是“勾勒”，也称“摹勒”、“模勒”或“勒”，就是描摹复制的意思，但这种描摹复制不同于一般的真迹复制。常见的在纸张或绢帛上的描摹复制我们称之为"揭"，而不称为"勒"，只有将墨迹描摹复制到金属或石、木等器物表面时才称为"勒"。这一技术大约产生在隋唐时期，可能是随着刻帖的产生而推广的，刻帖都是采用摹勒之法上石的。

勾勒上石的过程大体是：先将透明纸蒙在墨迹之上，按透映过来的字迹，用细笔勾勒字的外轮廓（也称为"双钩"），然后把朱砂或银殊用水调和，在纸背再次将字的轮廓勾勒一遍。将备刻的石面或木板染黑并涂一层薄蜡，将透明纸上钩有朱色字迹的一面贴在石上，再在上面叠放数层纸， 压毡后用木槌或石块均匀研磨使银朱粘在石面的薄蜡上，从而使碑面显示出清晰的字画。所以，勒石有时也称“朱背”或“背朱"。摹勒对操作人员的技术要求很高，一般由专业人员完成。

《唐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》，是怀仁集王羲之字而成，将王羲之书迹一一摹揭在纸上，然后勾勒上石，所以碑的末尾题曰：诸葛神力 力勒石、武骑尉朱静藏镌字”。诸葛神力应该就是当时从事摹勒的专业人士，且水平相当高超。

镌刻是碑帖制作的关键环节之一，对碑帖最终所呈现的风格面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好的碑帖无不有赖于刻工的精良。好的刻工，下刀合于行笔之理，不仅能尽可能地保留点画的形态，体现原迹的风神气韵，甚至还能纠正书家一时的失误，弥补笔锋的某些不足，同时表现出刀锋特有的情趣韵味。因此，刻工之于碑帖，从某种角度说，是对原书迹的再创造。有时同样的书迹，由不同的刻手镌刻，面貌会大相径庭。北魏《元晖墓志》就是一个例子。仔细观察此志，不难发现，其中文字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。靠右下方的字，刀法纯熟，线条灵动，笔画细腻；左上方的字，则刀法稚拙，线条硬朗，笔画厚重。据此推测，志石应该是由两位刻工分 别完成的，左上角为一人所刻，其他部分又是一人所刻。

《元晖墓志》，全称“魏故使持节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司空公领雍州刺史文宪元公墓志铭”。北魏神龟二年（公元519年）刊石，原石现藏西安碑林。为北魏书法代表作之一。书写极为娴熟自如，清雅超脱，充满了平和之气。

古代有很多专门从事刻碑的工匠，但早期碑刻大多没有留下他们的姓名，直到唐代以后，碑上才出现了"镌者"、"刊者"、"镌人"、"刊石人"、"刻石人"等字眼，这些都是民间对刻碑人的称呼。还出现了"镌玉册官"、"刻玉册官"、"刻石官"、"刻字官"等称呼，这些都是政府设置的官职，专门负责金石、玉册的镌刻。邵建初就是一位知名的唐代玉册官，刻有《圭峰定慧禅师碑》、《杜顺和尚行记碑》、《刘遵礼墓志》、《裴休造像并金刚经》等，还与其弟邵建和一起镌刻了《玄秘塔感应碑》。

与刻碑相比，刻帖对刻手的要求更高。因为刻帖的目的是保存、传播优秀的书法作品，所以在镌刻过程中非常强调忠实原作，要求尽量表现原书迹的每一个细节，不能随意发挥。《真赏斋帖》、《停云馆帖》、《快雪堂帖》等帖之所以为世所重，很大程度归功于其高水准的镌刻。《真赏斋帖》、《停云馆帖》是明代镌石名手章藻、温恕镌刻，镌刻之精，一时罕匹。《快雪堂帖》是明末清初铁笔名家刘光肠所刻，时有“天画神镂”之誉，除《快雪堂帖》外，当时很多名帖都出自其手，如《琅华馆帖》、《翰香馆帖》、《式古堂法书》等，刻工细腻精妙，颇尽笔法。

《停云馆帖》册，为明代汇刻丛帖的善本。12册，12卷全。托裱经折装，每页纵27.4厘米，横13.3厘米。每册钤“效禹审定”印，现藏故宫博物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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